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三江源区地处青藏高原腹地，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为保护该地区独特的高寒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2016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三江源国家公园成为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2021年成为我国首批正式设立的国家公园之一，总面积达19.07×104 km2。三江源国家公园自然资源丰富，草地总面积13.25×104 km2，林地总面积为495.95 km2。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共有种子植物832种，野生动物310种，多为青藏高原特有种，且种群数量大，被称为“高原上的野生动物王国”。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貌，该地区生态系统脆弱，极易受到气候变化和人为活动的干扰，因此三江源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创新与实践，对于保护三江源区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维护我国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战略安全、物种安全，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开展以来，围绕三江源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的问题，基于三江源区草地的多功能性及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探索形成了“理念革新、理论创新、技术突破、模式集成、示范推广、协同发展”的三江源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技支撑新范式，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实践路径，为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有益借鉴，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提供了三江源经验。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及成因
三江源区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地貌特征决定了其具有丰富的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基因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自然景观多样性。据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2023—2030年），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共有种子植物832种，分属50科231属；野生脊椎动物310种，隶属于32目75科，其中兽类8目19科62种，鸟类18目44科196种，两栖类2目5科7种，爬行类1目3科5种，是珍贵的种质资源和高原基因库。
如何遏制草地生态环境退化、恢复退化草地、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已成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维持及生物多样性保护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三江源区是生态系统极为脆弱的地区，由于土层发育年轻，土壤贫瘠，抗侵蚀能力弱，植物生长缓慢，生产能力低下，生态系统处于年轻的发育阶段，表现出不稳定性和强烈变化的特征。另外，受全球气候变化和人为活动的干扰，气候向偏暖或局部湿润趋势发展，造成冰川退缩、雪山融化、河流径流量减小、土壤侵蚀、草地退化和土地沙漠化问题。草地退化伴随着植物多样性的丧失，进而改变了野生食草动物的栖息环境，导致野生动物栖息地破碎化、岛屿化和关键物种种群数量下降等，生物多样性遭到不同程度威胁，野生动物栖息地生态环境面临挑战，影响了三江源区生物多样性等生态服务功能的发挥。
与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相融合：理念革新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联合主办研讨会形成的报告强调：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发展具有不可分割的威胁，需要一种综合方法来协同应对。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22》指出，“地球生命力指数”（living planet index，即脊椎动物种群平均下降幅度）自1970年以来平均下降了69%，说明构建自然向好（nature positive）型社会刻不容缓。因此，“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呼之欲出，其目标是采取广泛行动，转变社会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确保到2050年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共同愿景，并为《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其他生物多样性相关多边协定、进程和文书提供纲领性指导文件，也将促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执行。
实现自然向好型社会的重要前提是尊重世界各地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的权利，而缓解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双重危机的重要途径则是提升环境保护和自然修复水平、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食品以及快速深入推进全产业脱碳。三江源国家公园在体制机制试点阶段，就充分重视与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接轨，围绕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恢复和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的问题，创新性发展了草地多功能性理论，明确了多功能目标实现新途径，研发了物种保护和区域发展新技术，提出了2个相结合发展新理念，即：科学研究与工程实践相结合的示范推广范式、生物多样性与牧民可持续生计相结合的和谐发展模式，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可推广、可借鉴的成功案例。
草地功能再认识及多功能目标管理：理论创新
随着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社会矛盾的变化，对草地功能的认识也随之发生变化。新时代草地除了传统的畜牧业生产功能外，调节功能、供给功能、支持功能及文化功能等也逐步被人们所探知应用。在草地生态服务价值中，管包養網理者最为关注的两大属性分别为草地生物多样性保育和自然资源属性。三江源国家公园兼具生物多样性保育、草地服务功能及观赏价值。通过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的建设与实践，构建新时代草地多功能目标和管理框架，从功能、资源和服务3个层次赋予草地多功能性。依据草地功能可将草地分为保护草地、放牧草地和栽培草地3种类型，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则形成了草地的资源多样性。此外，草地还可实现调节、供给、支持和文化等多样性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新时代草地多功能目标管理框架凝练了草地功能类型多样性、生物资源和多样性服务等基础理论，创新了草地资源利用、生态功能提升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技术体系，探究了草地生态、生产和包養生活等多功能优化管理路径（图1），以维系草地多功能属性，保护草地健康和可持续利用，实现了保护自然、服务人民和永续发展的目标。
草地多功能目标管理框架的理论基础和技术原理指导技术创新，通过技术体系集成区域发展模式，形成草地多功能目标管理的完整创新体系和链条。草地多功能目标管理框架的理论基础包含生态系统生态学、生物多样性、营养级（食物网）、营养非平衡、营养生态位、中度干扰、适合度、再野化和资源空间优化配置等理论。草地多功能目标管理框架的技术体系包括地表信息精准测量及遥感反演、基于草地物质积累的牧食率及承载力测度、牧草育种等技术体系，以及饲草种植-加工与家畜营养均衡饲养、生物多样性维持及资源保护和利用、生态功能提升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技术体系。草地多功能目标管理的模式涵盖绿色发展指标体系、气候-生物-资本资源区域耦合、有蹄类野生动物与放牧家畜均衡管理、草地多功能目标管理模块化动态模型等内容。
草地多功能目标管理框架将草地的多功能性作为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可以更好地实现草地多功能目标管理与自然保护地建设。具体实践为：优化保护地草地、放牧草地和栽培草地空间布局，实现草地的多功能管理目标（图1）；科学核定放牧草地载畜量，实现草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因地制宜扩展栽培草地建植，创建现代和区域性草牧业生产新模式，突破高寒地区草牧业季节性和区域性营养不均衡的瓶颈；实施保护地放牧家畜与当地野生食草动物平衡管理的示范工程，践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实施新的补偿标准，以“机会+管护”成本为原则进行补偿，根据保护效果寻找新的补偿机制，解决区域间资源配置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
生物多样性保护新技术研发和应用：技术突破
保护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首要是保护生物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通过对三江源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监测、栖息地评估、生态廊道规划、承载力核定、生态修复、优质牧草种植及加工和家畜营养均衡养殖等方面进行新技术研发和应用，实现三江源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精准化管理和技术突破（图2）。应用无人机、人工智能（AI）自动判别、系留气球、直升机搭载光电吊舱、卫星遥感监测等新设备，对三江源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栖息地分布、群落数量、生态廊道等进行有效监测和规划。综合考虑不同植被草地类型、牧草质量、季节动态、动物数量及营养需求等因素，根据不同畜群结构换算成羊单位指数，核算国家公园草地承载力。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的退化栖息地实施近自然修复为主的恢复治理，生产承接区栽培草地产量质量双提升，生态畜牧业创新应用进行系统研究，研发配套关键技术。
动物空中监测平台及其技术创新
多无人机合作调查藏羚种群数量。对可可西里卓乃湖产羔地6 km2的藏羚进行精准监测，传统调查需要4—6 d才能完成飞行作业，通过4架无人机联合优化作业，时间缩短为2 h，获得大约6×104只的藏羚影像资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小面积大密度最完整的资料。
系留气球空中监测平台。首次在海拔4 600 m以上进行系留气球对地面观测作业，使用热红外传感设备对藏羚夜间行为进行监测，获取藏羚夜间采食、休憩、迁徙和交配等行为资料。气球升空150 m可监测2—5 km范围内大型野生动物，温度分辨率大于0.1℃，地面分辨率3—5 cm，为野生动物行为研究及数量调查提供创新技术支撑。
直升机搭载光电吊舱及光电球。吊舱及光电球可搭载可见光、中波红外、偏振光、激光雷达、高光谱等设备，地面可见光分辨率达到5—7 cm，高光谱成像仪分辨率达30 cm，续航能力达500 km，具有续航能力强、地面分辨率高、综合（动物、植被特征、地形地貌、水资源）监测的优势。
卫星遥感监测。借助高分遥感卫星，在设定的大样方区域进行观测，获取试点区域高分辨率遥感数据。基于高精度遥感生物多样性监测评价方法，提取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信息，形成区域野生动物种群分布控制性数据。遥感影像分辨率高于或等于0.12—0.25 m的分辨率时，结合地理特征信息，采用深度学习的方法，可确定大型有蹄类野生动物数量及分布。通过监测计算，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2.3×104 km2范围内藏羚、藏原羚和藏野驴数量分别为3.7万、3.4万和1.7万头（只），密度大于地面样带监测数据。目前，探明三江源国家公园牧草干物质生物量为516.78 kg/hm2，家畜生物量为3.61 kg/hm2，野生食草动物生物量为1.52 kg/hm2，食肉动物生物量为0.017 kg/hm2（图3），三江源国家公园营养级结构稳定，食物链趋于完整。
空中监测影像的食草动物AI判别。对无人机影像进行灰度化、高斯滤波、二值化处理、返回检测，自动获取主要大型食草动物种群数量与空间分布，精度达到90%以上。
国家公园濒危动物栖息地评估及生态廊道规划技术
栖息地破碎化阻碍了不同生境斑块的同物种群体间交流，增加了近亲繁殖及遗传漂变导致的灭绝风险，限制了物种应对长期环境变化的能力。因此，保持和恢复野生动物景观连通性对野生动物保护极为重要。尤其是对于生境破碎化严重的物种，通过建立物种迁移廊道，增强生境连通性能够保持物种种群间的扩散和基因交流。基于野生动物本底调查，结合查阅文献获得的物种分布位点，收集4大类77小类环境变量，选择相关环境变量构建模型，确定旗舰物种高、中、低适宜区和不适宜区。物种迁移阻力面及迁徙廊道构建，以核心保护区（适宜分布区）作为廊道建设的“源”，节点之间累积成本最低的路线，即为物种迁徙廊道。在此基础上，绘制了藏羚、藏野驴、藏原羚等野生动物分布图，利用栖息地适宜性指数对雪豹、藏羚、藏野驴等10个物种的栖息地适宜性进行评估，设计了适宜的迁移廊道。
草地放牧承载力核定技术创新
根据草地生产学和动物营养学原理，计算高寒草地典型草地的牧草产量、营养品质的季节动态以及不同食草动物的采食量和营养需求，参考《草畜平衡评价技术规范》（LY/T 3320—2022），结合天然草地退化状况和管理目标，制订草地放牧利用率标准，据此核算草地食草动物的承载力。
剖析食草动物对草地承载力的影响因素，对草地承载力进行科学精细核定。根据家畜羊单位核算系数，将放牧家畜数量校准核定为羊单位；量化有蹄类和啮齿类食草动物对草地承载力的贡献；根据产草量和营养品质地面监测数据及遥感校正的季节动态草地牧草有效供给量，确定栽培草地在草畜平衡中的贡献；权衡生产方式对草地承载力的影响。研究为三江源区草地管理提供了数据支撑，经核算，三江源区及三江源国家公园草地承载力分别为0.58和0.21 SHU/hm2。
三江源国家公园一般管控区放牧家畜营养均衡养殖技术
在精确核定不同场景下高寒草地食草动物承载力基础上，通过天然草地优化配置，开展返青期休牧、合理放牧利用、分区轮牧和冷季适度补饲，降低草地压力，提升草地生态功能，为野生动物繁衍生息提供空间。在春季草地返青期，实施天然草地返青期休牧，此时放牧家畜进行短期圈养，促进草地植被生长；夏季草地盛草期，在保护草地的前提下实施天然草地合理放牧，提升草地利用效率；在秋季草地繁殖生长期实施分区轮牧，保护草地繁殖生长和种子库；在冬季枯草期，实施适度补饲，提高家畜繁活率、促进健康生长。在三江源区采用返青期休牧技术，草地群落高度、盖度、地上生物量和地下生物量分别达到8.13 cm、95.81%、379.51 g/m2和2791.32 g/m2。应用藏羊和牦牛营养均衡饲养技术，饲养周期分别缩短2.5年和4.5年，取得了明显的生态、社会和经济等效益。
国家公园外围支撑区高产优质饲草种植及加工技术
充分利用农区和农牧交错区的耕地、光、热等资源，结合不同饲草作物种间的土壤营养需求和生态位差异，开展不同牧草（禾本科和豆科）的混播、套播，苗期根据杂草生长情况进行除杂，提高优质牧草供给量。根据放牧家畜营养需求，挖掘不同饲草料间的组合效应及家畜消化利用潜力，对不同饲草料进行组合搭配、揉搓粉碎、青贮发酵等加工处理，生产青干草、草块、草颗粒、捆裹青贮等系列草产品，为国家公园内放牧家畜提供优质饲草保障。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外围支撑区广泛应用，如玉树市巴塘滩、囊谦县，果洛州玛多县，海南州贵南、兴海、同德等县。在三江集团的贵南草业公司、青海省现代草业发展有限公司、贵南县嘉仓、雪域诺央畜牧业专业合作社等进行推广应用，年均建植高产优质人工草地450 hm2，年生产加工优质饲草4 355 t，燕麦青干草粗蛋白含量7%以上，青贮燕麦粗蛋白含量8%以上，解决了1.15万羊单位冬季舍饲饲草供给，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
三江源国家公园多样性保护实践：模式集成
星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及应用。在整合近10年来三江源地区所有相关包養野生动物调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样线-样方-样点的地面调查为主，结合无人机、红外相机和卫星遥感等新技术手段，建立了星-空-地一体化的野生动物调查方法，完成了三江源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本底调查，建立了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物种数据库。编制完成了三江源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物种名录，含陆生野生脊椎动物270种，隶属4纲29目72科，其中兽类8目19科44属62种，鸟类18目45科121属196种，两栖类2目5科7种，爬行类1目3科5种。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共分布有各类保护动物203种，约占分布物种总数的3/4。其中，国家一级和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分别为16种和42种，有益、有重要经济价值、有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动物142种，省级保护动物30种。
濒危动物栖息地评价与保育模式。集成应用适宜栖息地评价技术、生态廊道设计技术，构建“调查-监测-生境适宜性-生境连通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模式”。利用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物种数据库、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分析、遥感影像解译，基于保护等级和承载力等不同策略叠加分析，绘制保护物种分布图集1套10张，分析评估了国家公园藏羚、藏野驴、野牦牛、藏原羚、雪豹、猎隼、高山兀鹫、大鵟等8种珍稀野生动物适宜的栖息地分布范围，规划6处特色鲜明的生态旅游体验区，规划出7条藏羚迁移廊道，增加生境连通性，旗舰物种数量持续上升。为公园内珍稀野生动物潜在栖息地识别、保护和修复提供依据，为国家公园边界调整提供数据支撑。
三江源国家公园物种再野化模式。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及周边地区，依据营养生态位、种群扩散能力、中度干扰理论和资源空间化配置等相关理论，优化不同草地类型的空间布局、调和家畜和野生食草动物的营养生态位、提高野生动物种群承载力，实现三江源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生产和生活功能最优化，形成了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目标的“自然保护地再野化模式”。在三江源周边地区通过籽实体农业到营养体农业转变，建立6.7×104 hm2高质量人工草地，每年可输出61×104 t牧草，基本实现了国家公园类的草-野生食草动物-家畜平衡。在三江源周边地区建立畜牧业生产转移承接区，发展高效畜牧业，实施食草动物与家畜的平衡管理的示范工程，通过转移81万只羊单位家畜，扩大有蹄类野生动物栖息地3.85×104 km2，实现生态保护和畜牧业生产的“双赢”。
高寒草地生态-生产功能双提升模式。高寒草地自然景观和群落结构是放牧家畜和食草类野生动物与草地植被协同演化的结果，是长期放牧活动和野生食草动物啃食条件下形成的偏途顶级群落。集成草地承载力核定及其预警、食草动物种群数量动态监测、草地可持续利用等技术，形成“基于原真性维持的高寒草地合理利用模式”，监测年际和季节动态的食草动物承载力，确定草地超载临界值，为区域草地管理提供基本遵循，20年来草地生产力逐步增长并趋于稳定。在退化高寒草甸实施生态修复技术、黑土山（坡）分类干预修复技术、退化高寒草原生态修复技术，形成乡土草种混播+免耕补包養網播+生物炭+功能菌肥+生长季休牧技术的近自然修复体系，集成“三江源草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升模式”。治理重度退化高寒草地71×104 hm2，建设退牧还草和饲草料基地291×104 hm2，植被覆盖度提高到70%以上，地上生物量达到4.5—7.5 t/hm2；区域水源涵养量、土壤保持量和防风固沙量分别为742 m3/hm2、28.4 t/hm2和22.44 t/hm2，均呈现增加趋势。近20年三江源区生态系统净生产力持续增加，多年平均值为0.37 t/hm2，每年固碳潜力约840×104 t。
科学研究与重大生态保护工程相结合：示范推广
生物多样性保护新模式的实践。通过推广“调查-监测-生境适宜性-生境连通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模式，2016年公布的IUCN红色名录中藏羚从“濒危”调整为“近危”，2017年IUCN红色名录将雪豹从“濒危”调整为“易危”、棕熊、狼及小型猫科动物易得可见，食物链和食物网趋于完整，生态系统复杂性和稳定性明显增加（图3）。三江源国家公园藏羚、藏原羚、藏野驴、野牦牛和白唇鹿种群数量分别为6万头、6万头、3.6万头、1万头和1万头（图4）；食肉动物主要有雪豹、棕熊、赤狐、藏狐、兔狲、荒野猫、猎隼等，种群较多的是藏狐、兔狲和荒野猫，数量分别为2万只、2万只和1万只。
三江源国家公园草畜平衡管理工程落地实施。支持建设外围支撑区（生产承接区），转移超载家畜到公园外的外围支撑区，实现“保护”与“生产”功能的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三江源东部的同德、贵南等地，建植饲草基地，壮大草产业并实现籽实体农业向营养体农业的快速转变，突破了草地畜牧业营养供求季节不平衡瓶颈，有效解决国家公园过载过牧问题，为青藏高原国家公园建设中的“人-畜-地”矛盾提供了示范样板。
草地多功能管理模式创建及示范应用。基于自然资源禀赋差异化及多功能特性，创建草地多功能管理模式（图5），在三江源及周边区域规模化应用，实现了不同类型草地在区域高效耦合，孵化出青海省“西繁东育、高繁低育”等草地畜牧业工程，构建“以小保大，减压增效”的高原草牧业生产新范式，助推三江源区草地畜牧业发展迈向新台阶。
针对区域生态功能维持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技需求，提交咨询建议，为国家战略和政策制包養網定提供科技支撑服务。笔者团队提交的《三江源区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咨询建议》、《草地建设成就、问题及建议》获决策层的重视，并纳入“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和青海省“十三五”规划；策划建立“海南州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获国务院批准。12项咨询建议及报告推动了“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园、“全国草地生态畜牧业试验区”、“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和“退牧还草工程”等重大工程实施，为指导同类地区实施各项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提供了科学依据。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牧民可持续生计相结合：协同发展
制定“以小保大，减压增效”系统解决方案，提高草地生产效率。创建并示范高寒放牧区天然草地合理利用及家畜繁育、农牧交错区饲草料生产及集约化养殖、河谷农业区农副产品高效利用为一体的“三区耦合”模式。推广建植高产优质人工草地6.7×104 hm2，年生产加工优质饲草61×104 t，解决400万羊单位冬季饲草供给问题，新增年出栏量215万羊单位，占三江源区家畜出栏量的30%，有效减轻了天然草地放牧压力，增强了家畜抵御雪灾的能力。
“生物多样性保护+”5项新技术，多策并举、多方参与实现物种多样性保护。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畜牧业”“生物多样性保护+栖息地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饲草产业”“生物多样性保护+野生食草动物与家畜平衡”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食物网营养级复杂性”技术（图6）。建立饲草料生产示范基地38×104 hm2，牛羊营养均衡养殖基地2个，健康养殖牛羊75万头（只）。牧草良种及牛羊营养均衡饲养累计销售收入达到2.37亿元，有效促进了三江源草地生态功能恢复、草地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及经济效益提高。有效支撑了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促进了三江源区生态功能恢复、后续产业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加快了畜牧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畜产品增值的技术研发，推动了当地农牧民参与保护生态，改变了当地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引导农牧民脱贫致富和乡村振兴，实现了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共赢。
探索以原真性保护效果为依据的生态补偿机制新思路。基于“机会成本+管护成本”为基础的补偿原则，以区域理论载畜量为牧压上限，核定国家公园内的家畜数量，转移超载家畜到公园外的外围支撑区。《三江源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与家畜争食草场问题及补偿试点建议》，在三江源国家公园13个行政村开展两期补偿试点，共投入资金近2 000万元，解决区域资源配置不均衡和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减少人类放牧活动对野生动物的影响，有效缓解了家畜和野生食草动物争食草场及人兽冲突，助力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同向发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以数字技术赋能国家公园建设，拓展国家公园大数据应用。立足国家公园的自然禀赋和建设功能，以数字技术建立面向生态、环境监测的生态环境物联网监测平台，实现数据传输、管理、实时在线展示等功能。在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建立四处长期监测样地，实现气象、水文、生物要素全天候监测及数据实时传输；建立面向三江源国家公园1.7万生态管护员的巡更管理平台，实现生态管护和监测功能；建立面向科研、管理和决策部门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数字产品管理展示平台，实现数据成果共享；制作72套关键动植物3D 增强现实（AR）数字模型和4套虚拟现实（VR）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情景体验模型，建成面向大众的自然景观体验平台，实现国家公园自然价值、人文价值和美学价值，进一步实现了全民共享。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自然保护地体系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注入了新的动力。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正式设园，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治理模式。三江源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创新与实践，有效提升了青海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战略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技支撑和创新能力，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湖国家公园乃至未来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现代化治理体系及适应性管理提供了有效技术途径和新范式。
（作者：赵新全，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青海大学省部共建三江源生态与高原农牧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徐世晓、赵亮、张同作、胡林勇、李奇、郭同庆，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